点击上方“文史e家”，一起涨姿势！ 1935年6月中旬，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，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会师。会师后，中共中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张国焘对待北上方针是口头上拥护，实际上抵制。他不顾中央的一再劝告，顽固地推行错误的南下方针，直至另立“中央”，分庭抗礼。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，南下没有出路。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两个方面军会师后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》，指出：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，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，首先取得甘肃南部，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。”张国焘不赞成北上，主张避开国民党的军事压力，向西退至人烟稀少的新疆、青海、西康等地。根据这个战略方针，中革军委立即部署发起松潘战役。也就是此时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，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，徐向前、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，两军实行统一指挥，以完成北上的战略方针。7月16日，红一军团和红八十九师一部攻占毛儿盖。几乎同时，红三、五、九军团也进至黑水和党坝地区。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也于7月10日到达上芦花，在这里筹备粮食，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，更重要的是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，会攻松潘。中央一直在等待张国焘，可是却迟迟的等不来。他到底想什么呢？还在两河口会议时，他就打听中央红军的实力，当得知中央红军还不到三万人，且武器装备不如四方面军时，其个人野心顿时膨胀。尽管他已补任为中革军委副主席，可仍觉不满足，一再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。为达此目的，他还背地里做了一些小动作，私下里请聂荣臻、彭德怀吃饭。彭德怀说：“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，住在我处。说此地给养艰难，特来慰劳。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，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。……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，什么‘欲北伐必先南征’。我说，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。他又说，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。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，知来意非善，黄是来当说客的。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，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，阴谋破坏党内团结。”他还直接向中央要权，在中央派出以李富春为首的慰问团来四方面军驻地时，他对李富春说，现在应该解决“统一组织问题”，红军总司令部应该充实，对遵义会议只检讨军事路线的错误，而不涉及政治路线的错误，一直心存不满。认为“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，却说军事路线错误，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。”他的纠缠政治路线的实质，是依仗他人多枪多的优势，要挟中央，以推倒遵义会议为名，行组织上重新洗牌，实行权力再分配之实。 中共中央掌握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针，也考虑到张国焘的改组领导机构的合理性，更重要的是促使他尽早觉悟，以团结为重，率军北上，有意重新调整上层领导机构。在人事安排上，中央颇费了一番思量。张闻天的夫人、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：“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，谈的很具体。毛主席说：‘张国焘是个实力派，他有野心，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，一、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。’毛主席分析，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，这个职务现在有朱总司令担任，他没法取代。但只当副主席，同恩来、稼祥平起平坐，他不甘心。闻天跟毛主席说：‘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。’毛主席说：‘不行。他要抓军权，你要给他做总书记，他说不定还不满意，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，可又麻烦了。’考虑来考虑去，毛主席说：‘让他当总政委吧。’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，但军队又不能让他全抓去。”就这样，中共中央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，陈昌浩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常委。中革军委通知两个方面军：“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。”中革军委还决定中央红军的第一、三、五、九军团改称为第一、三、五、三十二军。 张国焘张国焘主张红军分左右两路军行动，中革军委采纳了这一主张。以中央红军第五、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、三十一、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组成左路军，由朱德、张国焘率领，以马塘、卓克基为中心集结，向阿坝地区开进；以中央红军第一、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、三十军，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右路军，由徐向前、陈昌浩指挥，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，向班佑、巴西地区开进，再改道阿坝前进；以彭德怀率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，掩护中央机关前进。到了毛儿盖后张国焘悲观失望了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，中革军委也采纳了他的意见进行了改组，可这一切仍然没有使他满意。他又节外生枝，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解决“政治路线”问题，并要把更多的四方面军干部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。他的用心十分明白，就是要以四方面军在人数上的优势，不动声色地夺了中央、中央政治局的权。中央考虑到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大计，接受了张国焘的意见，于8月4—6日，在毛儿盖的沙窝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 长征后抵达延安的张国焘会议决定提升徐向前、陈昌浩、周纯全为中央委员，何畏、李先念、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。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，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。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，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。会议没有采纳提升更多的四方面军人进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。会后，张国焘满腹牢骚，回到毛尔盖后，又不愿北上了，提出要西出阿坝，占领青海、甘肃边远地区。他甚至要抽兵南下，出击扶边、理潘。北上还是南下，张国焘为什么苦苦纠结，为什么如此拒绝北上而主张南下呢？朱德对此有过精确的分析，他说：“到了毛儿盖后，他悲观失望了，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，拼命想往西，到西藏、青海，远远的去躲避战争，他却不晓得，在那里人口稀少，地理条件虽然好，只想取巧，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。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。”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徐向前、陈昌浩下令右路军，兵分两路，向北进发。经过六七天的艰难困苦的行军，右路军终于跨越险象环生的草地，到达班佑。右路军休整待命，就等待着左路军向班佑集中。此时，敌人运兵尚在犹豫推诿之中，甘南文县、武都、西固、岷州等地敌人兵力空虚。红军如从巴西地区进至西固、岷州，也就五、六天的时间，这一带多是汉人居住，后勤食宿可以得到保障。左路军如能抓紧时间，迅速东移向右路军靠拢，然后集中兵力向东北开进，北上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。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徐向前、陈昌浩的劝告下，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。东进至葛曲河时，他又突然变卦。9月3日，他致电徐向前、陈昌浩并转呈中共中央，以葛曲河水上涨，“不能徒涉和架桥”为由，再次“赶回阿坝”，仍然执意南下。在他看来，北上陕北没有出路，与其走上前程渺茫的北上路线，还不如留在这里，建立川、康根据地，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。再不行，就南下回到四川。他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，下达南下的命令，而中共中央一直晓以利害，劝其北上。张国焘不仅执意南下，而且态度蛮横。9月8日，他电令左路军中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：“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。如其（不）听则将其扣留”。当晚，中共中央以恩来、洛甫、博古、向前、昌浩、泽东、稼祥名义，致电朱德、张国焘、刘伯承三人，再次重申：“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，则前途将极端不利”，“务望兄等熟思深虑，立下决心，在阿坝、卓克基补充粮食后，改道北进，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，然甘南富庶之处，补充有望。”张国焘根本不理睬中央多次苦口婆心的劝告，依然故我，一意孤行。9月9日，他甚至致电陈昌浩，命其率右路军南下，电报上甚至有这样的语句：“南下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。”这份被叶剑英称之为“语气很强硬的电报”，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果断的决定。当时敌情紧急，北上的时机稍纵即逝。毛泽东来到徐向前、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，两人都表示同意南下。右路军中四方面军部队，因陈昌浩的转向，中央已是无能力调动，中央所能信赖和指挥的只有彭德怀的红三军团，彭德怀回忆说：“毛泽东即说：‘既然要南进嘛，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。周恩来、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，我和张闻天、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、王开会吧！陈昌浩同意了，他未想到是脱身之计。……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，发了电给林、聂，说行动方针有变，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。”就这样，中央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与四方面军在9月9日夜不辞而别。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 张国焘与毛泽东毛泽东带走的北上队伍仅一、三军团，只有数千人。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向左路军靠拢，而一方面军的五、九军团仍在左路军中。经过这番折腾，张国焘非但没有任何损失，反而扩充了实力。当他从徐向前、陈昌浩的急电中得知，中央机关先行秘密北上的消息后，立即暴跳如雷，称之为这是一次“异动”，是毛泽东“金蝉脱壳的诡计”。在北上南下的问题上，中共中央的态度极其明朗。张国焘执迷不悟，听不进中央的劝告，反而将分裂活动越演越烈。10月5日，在卓木碉白赊喇嘛寺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，他先是发出一番攻击中央领导人的言论，然后，大言不惭地说，列宁当年反对第二国际的办法，就是成立第三国际。现在中央“威信扫地”，“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”，我们要成立新的“临时中央”。此言一出，会场顿时哑然。徐向前回忆：“另立‘中央’的事，来得这么突然，人们傻了眼，就连南下以来，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，似乎也无思想准备，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张国焘。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，谁都不想开头一‘炮’。”这个“临时中央”成员的名单，张国焘颇费了一番心机，因为，他还期待“临时中央”能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，所以要尽可能地把中共“六大”的中央委员排在里面，尽管他与王明早就有隔阂和分歧，可王明的背景硬，且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，他当然不敢得罪，所以，还将王明排在“中央政治局”委员的前二名。从他的“临时中央”委员的名单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个人成见和派系观念。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博古等自不待说，都被他——开除了“党籍”。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、凯丰、刘少奇、邓发，一个也没被他圈进“临时中央”。刘伯承、董振堂这样的战将，就因为是一方面军的，也仅仅挂个“军委委员”的虚名。张国焘“另立中央”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情，做起来不是那么的公开透明，而是遮遮掩掩，理虚心亏，既没有向外界公开宣布，也从没中断与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系，难怪徐向前说张国焘“是做贼心虚，骑虎难下”。他说：“张国焘的‘中央’，完全是自封的，并不合法。既未按党规党法，经民主选举产生，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，得到批准。那时，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，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，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，方能生效。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，当然更明白这一点。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‘中央’的旗号后，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认，局面将不堪收拾。特别是王明、博古等人，都是共产国际的‘宠儿’，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。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，要给自己留条退路。”张国焘是一个权利欲膨胀且又优柔寡断的人，如徐向前所说：“前脚迈出一步，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”。张国焘在《我的回忆》中也谈起另立‘中央’的事，与徐向前所说基本吻合。他说：“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，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或作用。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，它没有机构，没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，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。这样做，自然是朱德所说留下转圜的余地的意见。而且，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，只是辨别是非、伸张正义的行为，并不是存心分裂，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。”张国焘很纠结很矛盾，一边不承认中共中央的合法性，一边又对另立的“中央”缺乏信心。在纠结了两个多月后，12月5日，他终于不顾朱德、徐向前的劝告，以“党团中央”的名义致电彭德怀、毛泽东等，公开提出：“此间已用党中央、少共中央、中央政府、中革军委、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，并和你（们）发生关系。”“你们应以党北方局、陕甘政府和北路军，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。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张国焘心里着慌张国焘以“中革委主席”的名义率部南下，最初也打了一些胜仗，这就更坚定了他的南下决心。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高兴的未免早了些，当川军节节败退，红军日益推进川西平原时，川军军阀刘湘大梦初醒，红军决非只是过客，而是要做这里的主人。他一改以往与红军虚与周旋，保存实力的做法，誓与红军决一死战，以保存自己的地盘。从11月16日开始，两军在百丈地区拉开了决战的序幕。川军在迫击炮、重型机枪强大火力的掩护下，呼喊着向红军阵地冲去。中央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过来。每当敌人发起攻击时，红军阵地上空必有敌人飞机在盘旋，然后扔下炸弹，狂轰滥炸。红军没有高射机枪，更没有对空射击的经验。许多战士不是死于厮杀之中，而是牺牲于飞机的轰炸之下。此时，川军乘势攻击，红军被迫退出百丈地带。张国焘也承认“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”了，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，已经锐减到四万人。南下宣告失败，四方面军出路何在，张国焘也急等梯子下楼。正在此时林育英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。12月22日，林育英致电张国焘，中共中央可以组织各相关分局，“根据各种关系，有的直属中央，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，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”。意在张国焘取消“中央”，成立中央分局，至于“直属中央”或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“代管”，却是有商榷的空间。张国焘接林育英电报后，复电林育英，批评中共中央的路线是“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”，而自称为“党中央”。针对张国焘的电报，1936年1月13日，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电张国焘，指出：“另立中央妨碍统一，徒为敌人所快，决非革命之利。”“兄之临时中央，望自动取消。”时隔三日，林育英又致电张国焘称：“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、四方面军的问题”。1937年3月31日，张闻天在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会议上，说出了当年对张国焘妥协和退让的真正目的，他说：“我们那时用了极大的忍耐，每步每步的引诱他，给他从洞中诱出来。否则大批干部与力量牺牲。于是乎我们给他打了许多电报，给他勾出来了。”张国焘终于被“勾出来了”。如徐向前所说：“张国焘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心里着慌。”他急需找一中间人找一个台阶。他虽怀疑林育英在陕北“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”，怀疑林育英已成为陕北的代言人，可无奈之中的他别无良策，只得高兴地同意林育英“担任双方的联络人”。事实也果如他所料，林育英所有电文，都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谋划。1936年2月14日，张国焘在林育英致他与朱德的电文中，读到这样的内容：“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，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，并不反对接近苏联。”此时，他内心十分空虚，再也不像另立“中央”时嚣张了。面对共产国际的纪律，他怎能不惧怕。3月15日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不得不公开提出向西北转进，“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。”中央为防止他的反复无常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，即四方面军“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”。5月下旬，中央在致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出：“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，可（从）国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。”朱德、刘伯承、徐向前等人乘势敦促和劝告，张国焘也渐感另立“中央”无趣，遂于6月6日，在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，正是宣布“取消中央的名义”，成立西北局。但他仍不服输，还提出党中央也“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”，陕北方面设“北方局”，中共中央职权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使。 晚年张国焘这之后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二、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。1936年7月上旬，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。这是四方面军的第二次北上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张国焘仍有多次反复，中央一再劝慰，加之四方面军内部干部战士的作用，他已是无可奈何。9月26日12时，张国焘等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，特别提到了统一领导的问题，说：“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”，“我们提议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。”折腾一年的另立“中央”，终以放弃“横的协商关系”，而要求垂直的领导关系而告终。 张国焘被安葬于多伦多这个公墓里?. ?~?..?好文推荐【独家视角】《湄公河行动》刷爆朋友圈，背后的故事很震撼，这几个地理概念你了解吗？湄公河惨案发生的区域位于横断山脉南端的金三角一带，这里高山林立，大河纵流，地形极其复杂。金三角与云南相距不远，风俗、地理和文化都与中国西南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“抗战夫人”“沦陷夫人”和“劫收夫人”1947年10月，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在上海公映后反响强烈，在“留守”的上海人心中激起巨大共鸣，甚至出现了“满城争看一江春”的盛况，首轮公映六周，“观众计五十一万九千五百十九人，占上海全市人口百分之十点三九”。【养生必读】破译“女神”宋美龄的长寿密码宋美龄的一生笼罩着神秘色彩，人们对她充满了好奇，好奇她与蒋介石的结合，好奇她与二姐宋庆龄的关系，好奇她作为“第一夫人”在政治上的权术与作为。她以106岁高龄辞世后，人们又好奇她长寿的秘诀。“秋膘”您得这么贴：“姑姑筵”，蒋介石、宋美龄、张学良都馋这口！民国年间成都有一位叫黄敬临的美食家，在自家庭院开了一家私家饭馆，这便是当年闻名川渝的“姑姑筵”。不仅蒋介石宋美龄常常光顾，就连“四川王”刘湘请客，张学良都点名要吃“姑姑筵”。【解密】蒋介石三次下野与家族关系蒋介石三次下野后复起，都与家族有密切关系。蒋介石自1924年黄埔建军到1949年败退大陆，25年间戎马倥偬，几乎很少回家乡长住。但在他三次下野后，都主动选择从南京回家乡奉化溪口，借此缓解内心的压力，重新思考如何“再起”。【人物春秋】打手、舵手、推手：蒋经国的一生蒋经国离世27年了，其间台湾执政党轮替两次，蒋经国主导下的许多冤案和白色恐怖史实早已昭然于天下，然而，无论哪个党执政的时期，每次民调，遥遥领先地被认为最有贡献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。【权威解读】日本战史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初期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奋起抵抗，组织了淞沪会战、忻口会战、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，给日军以较大杀伤。【名家论史】马勇：为什么说甲午战争日本“太小人”122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，以中国战败而结束。这个结果除却中国自身内部原因之外，可能还与中国“太君子”，日本“太小人”有关。日本在战前、战中、战后的许多做法，已超出常规作战的规则，充分施展了日本诡诈之道的特色。 长按上图识别二维码，在线订阅2017年《团结报》 觉得不错，快来点赞哦！欢迎分享到朋友圈~本期编辑：陈晓燕 周冰倩